更難啃的“骨頭”則由黑客出馬。據媒體公開披露，黑客實際掌握用戶數據庫的數量已超過1億條，中國黑客的黑色產業鏈規模或高達上百億元。
隱私挖掘深、危害大，嚴重者損失千萬元
在接了快一周的中介電話后，王鴻儒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自己正在成為透明魚缸里一條供人肆意窺看的金魚。
“聊著聊著，我發現，這些騷擾電話所知道的信息，比我想象的還要多、還要深。”他現在開始擔心身份證號安全，一旦同時遭泄，“我不就徹底在商家甚至不法分子面前‘裸奔’了?”
他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雖然前文提到的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顯示，“最容易遭到泄露的信息”的前三位，分別是“電話號碼”、“姓名、性別、年齡等基本信息”和“家庭住址”，但情況遠沒那么簡單。事實上，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發現，在各泄密渠道的“圍追堵截”之下，你的職業和單位地址、教育背景、銀行存款、機動車登記信息，甚至消費習慣、指紋、血型、病史……大大小小的個人隱私，很可能早已被“一網打盡”。
“別看消費習慣之類的‘邊緣信息’不起眼兒，它可是商家實現廣告‘精確投放’的依據。別的基本信息，就更不用說了。”那個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買賣業內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如此旺盛的需求下，信息買賣市場早已將你的信息深度“挖”到極致，“身份證號被泄露也見怪不怪。”
這足以令人不安。
“騷擾和詐騙電話只是‘入門級’危害，更大的隱患在后面。”王鴻儒以一個律師的視角說，“注冊信息被破解，我在網上會不會被人‘冒名’?有人用我的身份證號掛了失，我的東西不就成了別人的?”
他擔心的事，有的已經發生。
王鴻儒的朋友李晴最近發現，自己的淘寶賬號被“入侵”了。“沒有財產損失，但我之前給一個店家的差評被撤了。”即使如此，她依然憂心忡忡。由于注冊的網站太多，為避免忘記，李晴都使用了同一套密碼。“現在后怕的是，一旦我的工作郵箱和其他賬號也被入侵了，后果不堪設想。”
李晴對“秘密失守”的擔心，絕不限于他一個人。而周慶山教授告訴記者，這些還只是別人對你隱私信息的“初級利用”。
“冒名辦理信用卡再惡意透支，篩選你的銀行卡密碼劃走錢財等，都是威力更大的‘定時炸彈’。”他說。
電信莫名欠費數千元、信用卡無端欠款20萬……記者發現，類似天上掉下來的賬單，已屢見不鮮。而央視“315”晚會曝光的案件更令人咋舌：多家銀行的工作人員以每份十元或幾十元的低廉價格，大肆向犯罪分子兜售銀行客戶的收入、詳細住址、手機號、家庭電話號碼，甚至職業和生日等信息，致使犯罪分子篩選出了最有可能的六位銀行密碼。
不待反應過來，受害人賬戶中的3000萬元，就已不翼而飛。
維權成本高，打擊力度低，多數“任人欺”
更讓王鴻儒郁悶的是，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信息泄露，連他這個律師也只得忍氣吞聲。
“對個人信息泄露，鮮有個人起訴的案例。因為訴訟成本太高，同時，維權手段也不完善。”周慶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發現，與王鴻儒作出同樣選擇的人，是大多數。在2011年底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中，有七成受訪者在個人信息遭泄后，選擇了“忍耐”。只有三成人會以要求相關網站刪除自己的信息、查詢誰是泄露者或者舉報等方式，作“綿薄”的抵抗。
而這一比例，在今年4月新華網披露的工信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調查結果中，降為一成，首要原因是“調查取證困難。”
“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以什么方式、被誰泄露的，所以，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
王鴻儒不是沒有試圖查問過騷擾者的“信息源”，但“對方不是含糊其辭，就說是從手機號段里隨機抽取的。”王鴻儒無法從千頭萬緒中鎖定“黑手”，幾次之后，只有放棄。
“泄露他人信息，暴利又安全，更讓違法者肆無忌憚。”闞凱力教授感慨道，泄密者與被泄密者，幾乎成了刀俎和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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