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論及控煙局勢，兩人不約而同提及3月下旬第十五屆世界煙草或健康大會上，世衛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的發言，“我們的敵人——煙草行業已經變換面孔和策略。這匹狼不再披著羊皮，它已張開血盆大口。”
吳宜群和她領導的新探健康為“阻擊”煙企的干擾已四處奔走多年。比如，2008年6月，廣西桂林舉行奧運圣火傳遞，第二位火炬手是廣西中煙的一位總經理，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要將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融入真龍(一種香煙，編者注)品牌的發展中，繼續傳遞做大做強真龍品牌的激情。”
看到報道后，吳宜群立即給北京奧組委寫去長信，認為這是變相的煙草廣告，是對奧運精神的褻瀆，但無人理睬。于是，她又馬上求助于世衛組織，此后，在后者的干預下，類似的文章再未見諸報端。
吳宜群的“盟友”許桂華團隊亦有成功的記錄。2009年7月，在她的呼吁下，上海世博局退回了煙企對中國館的2億元捐贈;同年10月，也是在她的努力下，第十一屆全運會退還了所有來自煙企的捐款。不過，更多時候，這些控煙人不得不無奈地面對現實。
譬如，2010年7月，北京卷煙廠與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共同舉辦了一項長跑助學活動。這與《控煙公約》的精神相悖，吳宜群于是不斷寫信反對，并準備進行公益訴訟，而結果卻讓她大跌眼鏡。
“這項活動最后遭到了處罰，因為主辦方豎了幾塊大牌子，上面出現了煙企的名字，這被工商部門認定為未經批準投放煙草廣告。但罰誰呢?最終竟罰了那個制作廣告的公司。”
最讓吳宜群無奈的是，有記者就此事追問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其答復稱，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必須拒絕這樣的愛心。
“在他們眼里，《控煙公約》被直接無視了。”回憶起這場“勝利”，吳宜群沒有絲毫興奮，甚至有些苦澀。
“你有政策，我有對策”
如何才能抵制煙企的干擾?
許桂華的意見或許代表了不少控煙人的想法：盡快調整中國的控煙履約機制;盡快實行煙草專賣局與煙草公司的政企分離;盡快出臺符合《控煙公約》要求的國家煙草控制規劃。
2006年1月，《控煙公約》在中國生效。而6年后，國家層面的控煙規劃仍未出臺，今年兩會，面對質疑，工信部部長苗圩承認“控煙不力”，并坦言“規劃仍在制定之中”。
而據知情人士對時代周報披露，致使規劃“擱淺”的關鍵之一在于，衛生部堅決要求寫入“警示圖形上煙包”這一條，而與中國煙草總公司“一隊人馬兩塊牌子”的國家煙草專賣局執意不肯。
事實上，按照規定，《控煙公約》生效3年后，所有卷煙制品的包裝上都應有“宜占可見部分的50%或以上，但不應少于30%”，并且“輪換使用”，同時能夠“準確說明使用煙草后的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語，最好有警示圖片。
然而，你有政策，我有對策。2006年，國家煙草專賣局組織課題組編寫了《對案及對中國煙草影響對策研究》一書。這成為煙企應對控煙的策略總匯。
而有關“煙包警語”，該書指出，我國不采取圖片或象形圖警示;警語內容應結合國情，不可采取歐盟、加拿大等地過于偏激的用語;建議警語面積達到30%的底線即可，最好放置在側面;建議輪換周期最低為1年，周期太短不利于企業生產，亦不利于消費者辨別真偽。
如此的博弈反復上演，比如煙草廣告。根據《控煙公約》，履約5年后的中國應杜絕所有煙草廣告。“這幾年，每年兩會都有超過30人簽名的提案，要求盡快修訂廣告法第18條，全面禁止煙草廣告。衛生部和工商管理總局亦表示支持，但到了煙草專賣總局卻被擋了回來。他們說，目前的廣告法已足夠完善，不需要修訂。”吳宜群回憶稱。
目前，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單位為工信部，而“控煙履約領導小組”的組長單位也是工信部，成員包括衛生部等8個部委。同時，中國煙草總公司與國家煙草專賣局政企合而為一。
這一怪象可以從姜成康的三個身份上窺見，目前，他既是中國煙草總公司總經理，又是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還是工信部黨組成員。
“管理煙草生產的部門承擔煙草控制的職能，這是我國控煙最大的障礙之一。當務之急是改換控煙履約機制，把國家煙草專賣局從履約小組中請出去。此外，煙草業的政企分離也很迫切，尤其在控煙的問題上。”國家控煙辦主任楊功煥此前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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